2008年我拍攝的馬家大院大門
2008年我拍攝的馬家大院大門內左側小門
大衛(wèi)講述：昆明文明新街片區(qū)內的“馬家大院與馬氏家族”
昆明市景星街136號，或者說原小銀柜巷7號（現(xiàn)已封閉），有一座“四合五天井”、走馬轉角樓的大宅院（因該大院開有兩道門，一道門的位置在景星街，一道門的位置在小銀柜巷，故有兩個門牌）。這座當時十分豪華，如今也十分引人注目的大院，建筑面積有1143平方米，是民國年間滇軍將領馬氏三兄弟于1923年建造的。由于該大院的原主人姓馬，故稱為“馬家大院”。由于馬家大院庭院寬敞、建筑精良、雕刻精美、結構復雜、住過名人、保護完好，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亞太地區(qū)2001年度文化遺產保護獎。（見2001年12月17日《滇池晨報》）
筆者長期從事中國傳統(tǒng)民居建筑的研究，發(fā)現(xiàn)馬家大院還是一座結構與布局十分奇特的大院。若大院的大門在該院的東南角，是標注為景星街136號的那道門，正房是坐北朝南的那一幢，那么正房正中堂屋的后墻就絕對不應該開這道標注為小銀柜巷7號的后門。如果馬家大院不在這個最重要的位置開后門，馬家大院便是一座坐北朝南、擁有青龍門（東南角是開住宅大門的最佳位置，在這個位置開的大門稱為青龍門），最符合中國建筑風水學說的“坎宅”。若大院的大門在該院的北面，即標注有小銀柜巷7號的那道門，那么開有大門的那幢坐北朝南的房屋便是倒座（云南傳統(tǒng)民居建筑沒有在正房堂屋后墻正中開大門的實例，只興在倒座的正中開大門。昆明“一顆印”式民居就是在倒座正中開大門的。），整座院落便是坐南朝北的倒向房。建造房屋的馬氏三兄弟是有文化、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軍界要員，他們不可能不懂得建造房屋的一般規(guī)矩，不可能不講究住宅建筑的風水，因此也不大可能糊涂地建造如此違反常理的大院的。故我懷疑位于北面的這道大門或后門是大院易主以后，不懂得建筑風水的人亂開的?，F(xiàn)開在小銀柜巷7號的北門已完全封閉，采用相同老青磚砌嚴實，糾正了影響建筑風水的錯誤。
建造馬家大院的馬鉁、馬锳、馬崟三兄弟，乃云南浪穹縣（今洱源縣）大果村望族馬金墀的兒子。大果村馬氏家族的先祖本是應天府句容縣（今江蘇省句容）人，明初遷徙到河南的南陽府。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馬氏先祖的后人馬合牟入滇為浪穹縣主簿，以后便定居于浪穹縣大果村，成為馬氏家族在浪穹縣的一世祖。馬合牟的后代們在當地都是有臉面的人物，有的考中過舉人，擔任過知縣一級的官員；有的雖沒中舉，或沒當官，但也是村中少有的文化人。馬家傳到第12代馬斯才時，這位被清廷誥封奉直大夫鄉(xiāng)飲公賓的馬斯才，生有三個兒子：馬汝謙、馬汝誠、馬汝鑫。作為長子的馬汝謙也生有三個兒子：馬秉乾（后改名馬金墀）、馬秉坤、馬秉萃（后改名馬金圻）。其中又以長子馬金墀最有出息。
馬金墀（1860～1953），字直坡，原名馬秉乾，考中舉人以后改名馬金墀。馬金墀自幼聰明好學且悟性很高，9歲時不幸喪父，靠舅父等親人撫養(yǎng)，12歲時便考中了秀才。19歲時，又考中了光緒五年（1879年）己卯科舉人。馬金墀考秀才、舉人時雖然十分順利，考進士卻屢試不中。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欣逢朝廷大挑。清代規(guī)定：凡各省舉人，四次考進士不中者，若不繼續(xù)考進士，可到朝廷接受大挑（類似于面試），挑中者分為一二兩等。挑列為一等者，以知縣簽分到各省補用；挑列為二等者，回原省擔任教職。這次朝廷大挑，馬金墀被列為二等，回省到蒙自縣擔任教諭（相當于如今的縣教育局局長）。此后，馬金墀先后在蒙自、建水、文山、廣南等地任教，培養(yǎng)了許多人才。1925年，馬金墀的長子馬鉁擔任昆明市政公所督辦（相當于市長），而兩年前便在景星街（此地原為清代的糧儲道衙門，1919年衙門被拆除，空地賣給買主蓋房屋）建造的房屋早已峻工，馬鉁便將馬金墀接到新建的大院內和他同住。據馬金墀的孫子、馬鉁的幼子馬榮柱先生回憶：“大院建成以后，北面正房，樓上是供奉釋迦牟尼、觀音菩薩和福祿壽三星的佛堂；樓下中間為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南面二樓為客廳，滿墻掛滿軍政要人敬送的賀聯(lián)、祝詞、匾額，以及袁嘉谷、陳榮昌等名家的字畫。祖父馬金墀偕祖母住二樓正屋東側。父親馬鉁和母親住西側。二叔馬锳……三叔馬崟……他們都生活在馬家大院”（《春城晚報》2001年11月17日，馬榮柱《馬家大院》。馬榮柱的這篇文章也說明當時的馬家大院，“樓下中間為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即沒有開門）。
1949年，馬金墀跟隨長子馬鉁到香港。1953年，馬金墀病逝于香港，享年93歲。馬金墀的一生樂善好施，關心贊助家鄉(xiāng)的建設，常年資助浪穹縣（1913年改稱洱源縣）的旅昆學生。他還把大批圖書如《萬有文庫》、《中學生文庫》等，送給浪穹的學校。1945年捐資在大果村建造“培桂堂”。培桂堂建成后，又捐資一百萬元作為培桂堂的基金，以資助村內貧苦人家的子弟入學讀書。馬金墀一生寫作有很多的詩詞、楹聯(lián)。如在香港期間寫的七言絕句《清明》：“又屆清明掃墓時，思家不覺夢魂馳。先人坵垅知無恙，遙望松楸奠酒扈?！北磉_了他對故鄉(xiāng)的深深思念。
馬鉁（1885～1963），字少坡，少時在老家大果村讀私塾，后在大理師范讀書。宣統(tǒng)元年（1909年）秋，尚未畢業(yè)的馬鉁得知朝廷決定在云南創(chuàng)辦講武堂，培養(yǎng)新式武備人才的消息，便立即從大理趕到昆明報考，結果被錄取到丙班。丙班共有三百多名學生，與馬鉁同班的學生有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金漢鼎、盧燾、李雁賓等人。馬鉁與朱德、范石生等人一樣，都具有反清思想，入學不久便加入了同盟會。丙班原定學制兩年半，后來因為新軍急需補充下級軍官，講武堂又開辦特別班（亦稱附班），以提前分科畢業(yè)，但錄取的僅有胡瑛、楊蓁、楊士斌、李應恒、祝鴻基等二十七人，難以編隊，遂由丙班中擇優(yōu)補充為百人，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馬鉁等人就被提升入特別班加強訓練而提前八個月畢業(yè)。馬鉁畢業(yè)后，參加了宣統(tǒng)三年（1911年）九月九日爆發(fā)于昆明的“重九起義”。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稱皇帝，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云南組織護國軍討袁護國。護國軍共編為三個軍，第一軍由蔡鍔率領征戰(zhàn)四川，第二軍由李烈鈞率領征戰(zhàn)廣西，第三軍由云南督軍唐繼堯兼任，坐鎮(zhèn)云南。馬鉁屬第三軍歸混成旅長馬驄指揮，擔任第五團團長駐防昭通。
民國六年（1917年），皖系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他蔑視國會搞假共和真獨裁。孫中山南下廣州組織軍政府，號召開展護法斗爭。唐繼堯積極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發(fā)出了“護法通電”，譴責段祺瑞“以復辟兒戲之事，冒為奇跡”，宣布“不承認非法內閣之命令，自行戡定川亂”（段祺瑞反對唐繼堯插足四川）。接著，唐繼堯便組織靖國軍出兵四川，攻打四川督軍劉存厚。馬鉁跟隨馬驄部入川，率陸軍第五團與川軍戰(zhàn)于仁壽、自流井一帶。靖國戰(zhàn)爭結束后，黎元洪大總統(tǒng)明令補授馬鉁上校官銜并授予他四等文虎勛章，以獎勵其護法有功。
民國九年（1920年），馬鉁經唐繼堯保送，赴日本陸軍青山第一聯(lián)隊留學見習兩年。1921年2月，駐川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因與唐繼堯出兵四川有分歧，突然率軍返回昆明并把唐繼堯趕下臺，唐繼堯只好流亡于香港。1922年1月，馬鉁從日本回到昆明。顧品珍懷疑馬鉁回昆明是充當唐繼堯的內應，便將他逮捕關押，后經查明馬鉁與唐繼堯無聯(lián)系才被釋放。幾個月后，唐繼堯打敗顧品珍，顧品珍在路南天生關不遠的鵝毛寨被吳學顯所屬的黃誠伯部襲擊陣亡，唐繼堯又重新主政。重新主政的唐繼堯委任馬鉁為上校參謀。不久又調升馬鉁到第五軍龍云部任少將參謀長。
民國十四年（1925年），馬鉁被委任為昆明市政公所督辦。1927年8月13日，龍云掌握云南政權，第二年龍云改昆明市政公所為昆明市政府，任命馬鉁為首任市長。馬鉁任昆明市政公所督辦和市長時，各種規(guī)章制度還處于草創(chuàng)時期，市政建設更是剛剛起步，再加上蔣介石叛變革命，內戰(zhàn)之災也波及云南。有十多萬人口的昆明民生凋敝、困難重重。馬鉁本著廉潔奉公的精神，根據輕重緩急又統(tǒng)籌兼顧地開始了昆明的各項建設。1926年9月，修通了小西門至碧雞關全長15公里的公路。向美國購買了一輛貨車，向法國購買了兩輛“恒諾”轎車，10月舉行通車典禮。昆明出現(xiàn)了第一條公路，第一次出現(xiàn)汽車。在教育方面，云南省由于連年戰(zhàn)爭，財政十分拮據，1923年省級教育經費每年只有三四十萬元，還達不到民國初年的水準。1926年云南全省自然災害嚴重，再加上其他原因，財政情況再度惡化，教育經費再次被消減了二成，使教育界元氣大傷。馬鉁所領導的市政府，盡管在辦學方面困難重重，但馬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仍在興辦學校，使適齡兒童入學率有所增加。如市政府在東寺塔附近的羊神廟新辦小學一所，在云津東街崇善巷新開辦民國小學男女生各一班；又倡導兩廣會館新辦粵僑公學等，使學生在校人數大幅度提高。原來就有的學校，有的校舍狹窄、周邊環(huán)境太惡劣。如云津市場（今崇善街一帶）有一個集園，是昆明當時的娼妓集中活動的場所。有不少家長反映這里的一所小學校門與集園大門相沖，小學生出入學?？赡軙艿讲涣加绊憽Ｓ械募议L建議學校另擇地址搬遷，有的建議關閉集園。意見反映到市政府，因另擇學校地址，一時難以辦到；而集園卻是省政府有令“不得滋擾”的地方。馬鉁毅然決定，堵住集園通往崇善街的大門，避開學校從另外一個位置開門，保護好小學生使他們免受周邊不良環(huán)境的毒害。民國年間，云南省學業(yè)成績考試委員會于每年的12月份，都要在云南教育會大會場（今長春路西口盤龍區(qū)公安局）舉行考試。而當時的四牌坊（長春路西口）有個天然茶樓，每天請來戲曲愛好者或專業(yè)演員在茶樓唱戲，鑼鼓聲響成一片，好遠都能夠聽得見。以董澤先生為首的省學業(yè)成績考試委員會向市政府提出：“茶樓戲曲聲波頗為喧鬧，考試期間最易擾亂學生思路”。馬鉁聽到以上反映后，立即指示警察署通知天然茶樓，在省學業(yè)成績考試委員會組織考試期間，全部停止演唱，以保證考試順利進行。在市民的文化生活方面，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昆明，市民的文化生活不但很單調，而且還存在著許多應該完善和改進的地方。馬鉁擔任市長期間，與有關方面及名人、學士商議，決定以茶花作為昆明市市花，并邀請著名文人“聚集賞花，吟詩成集，刊行于世”。那時的昆明，有一些不法商販銷售淫穢書刊，還有一些無業(yè)游民在公共場所“陳列畸形殘廢兒童”，借此牟利。這些不良現(xiàn)象，市政府都訓令取締，在6109號訓令中特別指出：“不得陳列畸形兒童，不準出售誨淫書刊，以使吾滇青年，德行不為其敗壞，而于世道人心亦有裨益。”戲院、茶館更是魚龍混雜，當時文化界已有不少有識之士，看到戲院里上演著許多對市民有害的劇目，而感到不安。群舞臺經理羅彩川，名伶栗成之、王樹萱、水仙花、竹八音等十多人，聯(lián)名向市長的呈報書中寫道：“戲曲一道，原為勸善儆惡，兼可補助教育所不及，代古人現(xiàn)身說法，俾忠孝節(jié)義，奸盜邪淫，一切惡因善果畢現(xiàn)于舞臺之上，至今百廢俱新，務使風俗改良。”馬鉁接到這個呈報后，進行了調查研究，然后召集名伶到身邊，把昆明當時上演的劇目一一作了審議，然后列出《拾玉鐲》、《貴妃醉酒》、《鳳儀亭》、《大劈棺》、《戰(zhàn)宛城》等一百一十七個戲目，哪些是可以繼續(xù)上演的，逐個進行批示，以9559號行文通令，指出如再上演荒蕩淫穢的劇目，將以“拘留等辦法懲處。”這樣做，不僅支持了羅彩川、栗成之等名流的意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市民不再受內容低下、傷風敗俗的壞戲影響，對樹立良好風尚，起著積極作用。馬鉁擔任市長期間，還對發(fā)生在昆明的一些自然災害，盡力進行救援。如1928年春夏之間，昆明先是大旱，接著則是暴雨成災，盤龍江河堤在羅丈村、北倉、廖家廟、大白廟、馬家營、張官營等八處決口，附近村莊全被水淹。馬鉁主持發(fā)起籌辦廉價粥廠，每天組織專人買米煮粥，廉價出售或布施。又組織京劇、滇劇名角連臺會串，在群舞臺（在今五一路南段）開辦義賑游藝會。游藝會發(fā)售義賑券，分二角、三角、五角和一元、二元滇幣五種。又在云仙茶園作賑災義務演出，集社會資金開展救濟工作。馬鉁在市長任上有三年多，的確做了一些對社會、對市民有益的事。
民國十九年（1930年），在第二次滇桂戰(zhàn)爭中，滇軍因多種原因戰(zhàn)敗回滇，散兵游勇到處擾亂地方，云南的治安極為混亂，龍云委任馬鉁為云南憲兵司令部司令。按當時的規(guī)定，對違反軍紀國法的軍人，可以不經司法機關審判，由憲兵司令部批準便可處以死刑。馬鉁接任之初，便向龍云要求，以感化教育為主，盡量避免死刑。因此他在任期，力戒妄殺，而社會治安也逐漸轉好，頗得民心。“九·一八”事變后，云南成立了全省團務督練處，盧漢被龍云任命為處長，高蔭槐、馬鉁為副處長，仿照日本兵役制試行征兵及訓練新兵。1937年，云南省主席龍云從南京開會回來，對馬鉁談到參加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及傳達朱德希望講武堂的同學為國家民族同心抗日的思想，對馬鉁的觸動很大，更加堅定了他的抗日決心。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云南在短短的兩年里，組建了陸軍第60軍和第58軍兩個軍約7萬正規(guī)軍的兵力。這種愛國的力量主要來源于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日的決心，也是跟馬鉁等人的宣傳、鼓動分不開的。因盧漢調任60軍軍長，馬鉁接任督練處處長。為訓練全省壯丁、儲備兵源，他擬定計劃方案，親自到各地檢查，不辭辛苦。1938年以后，參加抗日戰(zhàn)爭的滇軍部隊犧牲很大，為適應抗戰(zhàn)需要，云南成立軍師團管區(qū)，辦理征兵訓練、補充團隊事宜。云南軍管區(qū)司令由龍云擔任，全省分為昆昭、楚大、建寧三個師管區(qū)，馬鉁為昆昭師管區(qū)司令。1944年，馬鉁升任云南軍管區(qū)中將副司令。這一時期是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年代，云南的兵役任務十分繁重。據統(tǒng)計，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云南共編4個軍約14萬人。其中在省外的58軍、新3軍兩個軍共有4個師約6萬人；入越受降的60軍、93軍兩個軍約8萬人；此外還有后方部隊6萬人；整個抗日戰(zhàn)爭中傷亡補充約10萬人；中央在云南的部隊及軍事機關征用約5萬人。當時，云南只有一千多萬人口，共出征了35萬抗日將士，為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貢獻了最大的力量。馬鉁的工作從在團務督練處訓練壯丁，到為各軍各機關單位補充兵員，還有部隊駐防、醫(yī)藥衛(wèi)生、交通、糧食補給等后勤事務均由他主持其事。他忠于職守，深得龍云、盧漢所器重。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zhàn)場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為挽救危機作最后的掙扎，國民黨中央曾電令云南征集新兵2萬名，限期3個月征足后，交武漢行轅白崇禧接收。鑒于云南省議會和地方人民團體及盧漢、馬鉁等將領都一致反對征兵，馬鉁接到電文，經過深思熟慮，秉承盧漢旨意，找理由應付中央，照顧地方，不讓三迤青年被送去打內戰(zhàn)當炮灰。而且盧漢下密令給各縣，如遇中央軍到云南各縣征兵，要想方設法抵制阻撓。后盧漢以保護地方為名，馬鉁等將領協(xié)助盧漢，由保安團派人到各縣招募士兵，將云南的保安團擴充到18個，編成74軍、93軍，為云南起義作了積極的準備。1949年初，馬鉁調升云南綏靖公署中將總參議，仍協(xié)助盧漢為起義做準備。1949年10月，經盧漢同意，馬鉁帶父親馬金墀到香港治病，后喬居香港。1963年，馬鉁在香港病逝，享年78歲。馬鉁有4個兒子，4個女兒。長子馬榮標、次子馬榮凱（過繼給馬锳）、三子馬榮柱、四子馬榮林（過繼給馬锳），長女馬榮慶、次女馬榮惠、三女馬榮靜、四女馬榮嘉。
馬锳（1893～1975），字幼坡，民國十一年（1922年）云南陸軍講武堂第十四期畢業(yè)。歷任滇軍連長、營長、師參謀長、滇越鐵路軍警總局局長、60軍參謀處長及代理參謀長、第一集團軍副參謀長、第一方面軍中將參謀長、云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云南警備總部參謀長及警備副司令、云南省政府委員、云南綏靖公署副主任等職務，1949年參加云南起義。
民國五年（1916年），馬锳從大理中學畢業(yè)，考取武昌師范大學，因受兄長馬鉁的影響，毅然棄文從武，投身軍旅。1917年，馬锳任滇軍靖國軍團部上尉書記。1919年，馬锳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1920年，川滇軍閥爆發(fā)戰(zhàn)爭。1921年2月，在四川的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率軍回昆明“倒唐”，馬锳被調入軍隊。不久，馬锳又重返講武堂學習，于1922年畢業(yè)。因馬锳成績優(yōu)異，畢業(yè)后被留校任上尉隊長。1924年，馬锳被大理鎮(zhèn)守使李選廷調到大理任少校參謀兼警衛(wèi)營長。1926年，馬锳升任“佽飛軍”中校營長，后任李和生旅中校參謀兼軍事大隊長、龍云38軍99師參謀長。1930年，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蔣介石任命龍云為討逆軍第10路軍總指揮，馬锳隨99師出征廣西。1931年2月，滇軍撤回云南，龍云任命馬锳為10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處少將處長。
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2年至1937年）期間，馬锳擔任滇越鐵路軍警總局長。出于對法國殖民主義者的反感和對越南人民的同情，他曾多次幫助過從事抗法斗爭需要而往返于越南及中國河口、蒙自、昆明的越南共產黨人及愛國志士。他數次表面答應協(xié)助法國軍警追捕越南愛國志士，但在暗中卻盡力幫助他們脫離險境。這些行為既為越南人民抗擊殖民主義的斗爭作了貢獻，更加深了他和胡志明等人的友誼。在馬锳任軍警總局局長期間，云南省主席龍云為擴充滇軍的實力，曾先后向法國馬湘洋行、龍東公司購買大批德國、比利時制造的武器來裝備滇軍，并囑咐馬锳負責由滇越鐵路安全運抵昆明。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以后，馬锳被調任第六十軍軍部少將參謀處長、代理參謀長。同年10月，60軍開赴抗日前線。軍長盧漢乘飛機前往，部隊由馬锳等60軍的將領率領，長途跋涉近2000公里，行走了40多天才到達長沙。龍云曾囑咐馬锳盡力協(xié)助盧漢工作，故從成立軍部、調派人員、行程安排、宣傳報道、答謝沿途各地人民的慰問、召集各師長會議等他都竭盡全力照應。1938年夏，60軍參加了著名的臺兒莊戰(zhàn)役，馬锳等人協(xié)助軍長盧漢運籌帷幄，將士們浴血奮戰(zhàn)重創(chuàng)敵軍。同年7月，60軍又奉命參加武漢保衛(wèi)戰(zhàn)。馬锳隨部隊前往，協(xié)助參謀長趙錦雯參贊戎機，運籌決策。1938年10月，云南又編成58軍和新3軍，同時開赴抗日前線。之后，滇軍編為30軍團，后經蔣介石批準，30軍團又改編為第一集團軍。龍云任總司令，盧漢任副總司令，趙錦雯任參謀長，馬锳任副參謀長。第一集團軍成立后，先后參加了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的崇陽戰(zhàn)役、南昌戰(zhàn)役、長沙戰(zhàn)役。在上述戰(zhàn)役中，馬锳協(xié)助上級領導做了大量的工作。1940年秋天，盧漢保送馬锳到重慶中國陸軍大學特別第5期受訓。1942年，馬锳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1945年初，滇越邊區(qū)總部奉命擴編為第一方面軍。蔣介石任命盧漢為第一方面軍司令，任命馬锳為參謀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戰(zhàn)區(qū)總司令部決定由第一方面軍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受降儀式分兩步走，首先，于1945年9月2日，洽降儀式在云南開遠一方面軍司令部舉行，由馬锳等人代表中國陸軍接受日本第38軍團參謀長酒井干城等呈報日軍有關武器、兵員等詳細報告，接著馬锳向日軍宣讀了《中國戰(zhàn)區(qū)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備忘錄（漢字第一號）》，接著又將漢字第二至第五號備忘錄交日軍代表。接下來，于9月28日，在河內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大禮堂舉行受降儀式。受降官為盧漢、馬锳、尹繼勛，還有盟軍代表、我方顧問、駐越僑民、越南越盟黨政官員、各國記者等500余人參加受降典禮。整個抗戰(zhàn)期間，馬锳多年積勞，屢贊戎機，榮辱與共，為盧漢所器重。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龍云被蔣介石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搞下了臺。盧漢任云南省主席以后，不能常在越南，受降后的很多事情多交由馬锳處理。當時，越南的局勢十分復雜，在英、美的支持下，法國企圖恢復其對越南的殖民統(tǒng)治，以胡志明為首的越盟黨（越共）及越南人民堅決反對，越南的前傀儡皇帝保大、親蔣介石的阮海臣等勢力，以各自的利益出發(fā)，對戰(zhàn)后越南的歸屬各有打算。為給爭取時間準備接收防地的胡志明為首的越南人民以支持，1946年3月6日，馬锳下令痛擊違約擬提前在海防登陸的法軍。此次中法沖突，馬锳差點被蔣介石處分，后經幾國派員調查，是法軍違約，馬锳才沒有被處分。1946年4月，完成入越受降任務的滇軍60軍、93軍被蔣介石調到東北打內戰(zhàn)。7月，由越南回昆明的第一方面軍司令部改組成云南保安司令部，由盧漢任司令，馬锳任副司令。不久，昆明發(fā)生了震驚全國的“李聞慘案”。為平息輿論，蔣介石將云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調職，由副司令何紹周任司令，盧漢推薦馬锳兼任參謀長。警備總司令部歷來是由國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要害部門，歷來不容云南地方勢力染指。盧漢讓馬锳插到司令部，是有他的打算的。由于在司令部里的處境十分困難，馬锳曾多次向盧漢請求辭職，盧漢均不同意。馬锳雖然在司令部倍受猜疑，但他仍盡力做一些有益于地方的事。如：1946年至1948年，60軍的部隊先后在東北起義后，何紹周命令要對起義將領在云南的家屬進行報復性的搜查、拘捕，馬锳均以各種借口加以阻止；云南民革負責人萬保邦準備用汽車將張沖的女兒送上去香港的飛機，警備部稽查處要扣人扣車，馬锳立刻阻止，引起何紹周等人的不滿；1948年夏，警備司令何紹周指揮鎮(zhèn)壓昆明“七·一五”學生運動，事后，馬锳經親友說情，在權力許可的范圍內釋放了一些學生。1949年1月，云南警備總部撤消，馬锳調任第六編練司令部任副司令。1949年2月12日，中央銀行昆明分行錯誤認為一部分金圓券是偽鈔，不予兌換，引起群眾激憤，部分群眾涌入銀行，憲兵和警察趕來逮捕了200余人。盧漢也怒氣沖沖地趕到出事的南屏街，他稍事詢問后就槍斃了21人。昆明市長曾恕懷看見情況不對，急忙趕到馬锳家，約馬锳一道趕到南屏街，說服盧漢離開現(xiàn)場，避免了事態(tài)進一步擴大，并釋放了被關押的群眾。
1949年6月，云南綏靖公署成立，盧漢任主任，馬锳任副主任，積極為云南起義做準備。要準備起義，就必須擴充云南的武裝力量。經過多次爭取，蔣介石允許盧漢在云南擴軍，但盧漢必須在云南實行整肅，抓捕共產黨。10月下旬，盧漢稱病戒煙，秘密策劃起義，并正式下令，由馬锳代理綏靖公署主任職。在這期間和稍前，馬锳等人協(xié)助盧漢做了以下工作：一、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爭取得到代總統(tǒng)李宗仁的同意，將“九·九整肅”中被捕的200多名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全部釋放；二、拖延執(zhí)行要將云南保安部隊整編入中央駐云南的第8軍、26軍的命令；三、婉言拒絕重慶西南長官公署、陸軍總部移駐昆明和胡宗南部隊移駐滇西；四、兩次擴編，將云南的保安團擴編為74軍、93軍，作為起義的主要力量；五、在嵩明、尋甸幾次秘密地派人將一些武器交給“邊縱”領導人朱家壁等人，并與邊縱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六、派員趕修滇西祥云縣境內的橋梁、公路，起義前后將駐滇西的93軍及74軍的部分部隊緊急調回昆；七、12月9日，以開會之名扣押第26軍、第8軍軍長及張群等人。1949年12月9日晚10時，盧漢宣布起義。盧漢用電話通知馬锳辦三件事：一、命令中央憲兵13團轉移出北校場，收繳其武器并派兵監(jiān)視；二、收繳第6編練司令部警衛(wèi)營的武器；三、集合綏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的軍官，派往市警察局，協(xié)同搜捕零星及漏網特務。馬锳立即用電話通知昆明警備司令佴曉清、93軍軍長龍澤匯。10日上午，因佴曉清轉達稍遲，盧漢就將責任完全歸罪于馬锳，并對馬锳給予處分。12日馬锳才開始恢復工作。13日起，國民黨第8軍、26軍聯(lián)合向昆明進攻，馬锳又投入到緊張的昆明保衛(wèi)戰(zhàn)之中。20日，昆明保衛(wèi)戰(zhàn)結束。
1950年2月20日，解放軍進入昆明。3月，馬锳被調任云南省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6日，因極左路線和盧漢對馬锳的不公正評價（云南起義時，盧漢對馬锳產生了一些沒有消除的誤會，再加上旁人挑撥離間，盧漢認為馬锳阻撓起義。），馬锳被錯誤逮捕，先后在昆明、重慶、北京等地進行思想改造（未判刑）。1961年12月以戰(zhàn)爭罪犯獲特赦釋放回昆明，在云南省政協(xié)學習，文革中再次被沖擊。1975年12月25日，馬锳在昆明病逝，享年82歲。1976年1月，云南省政協(xié)為他開追悼會，對他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為國家所做的貢獻給予肯定。1982年，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廳復查，承認馬锳參加了1949年12月9日的云南起義，撤消原來對馬锳逮捕關押的錯誤決定，恢復其起義將領名譽。馬锳沒有親生子女，過繼其兄的二兒子馬榮凱為長子。
馬崟（1894～1978），字稚坡，歷任滇軍排長、連長、營長、廣州軍政府孫中山先生的侍衛(wèi)長、58軍新11師副師長、民國陸軍少將。
民國二年（1913年），馬崟考入由李根源為培養(yǎng)滇軍子弟而成立的大理中學。在那個特殊的歲月里，學校提倡尚武精神，并開設軍事課，給予學生實彈射擊等方面的訓練。由此培養(yǎng)了馬崟對軍事方面的濃厚興趣，他曾立志：“非尚武不足以立國，非從戎不足以立身”。民國三年（1914年），馬崟中學尚未畢業(yè)，便到昆明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第十期學習（比他的二哥馬锳還早入講武堂）。第二年，正逢護國運動，云南組建護國軍三個軍，軍官十分缺乏，云南督軍唐繼堯下令講武堂學生提前畢業(yè)，馬崟被分派到護國軍第三軍警衛(wèi)隊任排長。1917年，唐繼堯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護法運動，組織靖國聯(lián)軍到四川，馬崟調任靖國軍第二軍趙又新部的第15團任上尉連長，隨部隊轉戰(zhàn)四川敘府、自流井一帶。后靖國軍又與川軍熊克武部作戰(zhàn)于瀘州等地。馬崟以果敢善戰(zhàn)被升為營長。1921年，入川滇軍作仗失利，一部分軍隊退到湖南西部，編入李烈鈞在湘西的駐粵滇軍，擁護孫中山繼續(xù)北伐。馬崟被任命為李烈鈞部警衛(wèi)營中校營長。后來，李烈鈞出任廣州軍政府大本營總參謀長，原來的軍部警衛(wèi)營成為軍政府的警衛(wèi)營，主要任務就是負責孫中山的安全，馬崟任孫中山的侍衛(wèi)長。因為在孫中山身邊工作的關系，馬崟能經常得到孫中山先生們的教誨，明白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這對馬崟的一生，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民國十二年（1923年）十月，唐繼堯以反對曹琨賄選為名，成立建國聯(lián)軍，馬崟任建國聯(lián)軍第10軍（張汝驥部）第16團團長。后來，隨著戰(zhàn)事的發(fā)展，他又被委任為黔北鎮(zhèn)安衛(wèi)戍分區(qū)司令，晉升陸軍少將，此時他年僅28歲。馬崟年輕有為、帶兵有方，作戰(zhàn)時親臨一線，戰(zhàn)績顯著，深得部下愛戴。1928年龍云主政云南后，馬崟擔任龍云總部少將參議，與其兄馬鉁、馬锳一起輔佐龍云。1935年，馬崟被云南省主席龍云保送到南京中國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學習軍事。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以后，龍云命剛組建的第58軍于1938年8月奔赴抗日前線。58軍轄新十師、新十一師兩個師，馬崟任新十一師副師長，到達湖北后，便參加了崇陽戰(zhàn)役。崇陽戰(zhàn)役之前，新十一師師長魯道源因病離職，由副師長馬崟代理師長。馬崟因剛從陸軍大學畢業(yè)不久，與新十一師無歷史淵源，故馮云、梁得奎兩個旅長都不聽從他的指揮。由于這些原因，新十一師在崇陽戰(zhàn)役中表現(xiàn)較差，損兵折將傷亡慘重，馬崟等人也被撤職查辦。不久，馬崟便離開軍隊回昆明經營手工業(yè)。
1978年，馬崟病逝，享年84歲。云南省政協(xié)為馬崟召開了追悼會，對他在民國初年的護國、護法運動中及抗日戰(zhàn)爭中對國家、民族做出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馬崟生有五子一女。五子是馬榮彬、馬榮杰、馬榮椿、馬榮樞、馬榮棟。一女是馬榮佩。
馬榮凱（1915～1985），字協(xié)軍（馬鉁的二兒子，過繼給馬锳作長子）。1937年畢業(yè)于按黃埔軍校系列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原云南陸軍講武學校，也稱為“黃埔軍校昆明分校”）的第十一期的步兵科。從1937年起，他在滇軍中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副團長。之后任云南保安第二旅第五團團長。1949年初，部隊改編為第74軍，他任260師少將副師長并兼任保安5團團長，駐防滇西一帶，1949年參加云南起義。1980年以后，歷任昆明市政協(xié)副主席、市僑聯(lián)副主席、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為昆明市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及經濟的發(fā)展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9年12月9日，盧漢宣布云南起義。當時馬榮凱所在的74軍駐防滇西大理、保山一帶。從12月16日起，國民黨中央軍第8軍、第26軍的部隊就開始圍攻昆明，與駐昆明的起義部隊發(fā)生了劇烈的戰(zhàn)斗。17日，中央軍從東、南兩路進攻昆明，而昆明只有一個軍的起義部隊及中共地下黨發(fā)動工人、農民、學生等組織的“義勇自衛(wèi)隊”，情況十分危急。盧漢命令74軍從滇西急行軍，遇車即搭，日夜兼程馳援昆明。12月17日，馬榮凱就帶領保安第5團先遣營步行出發(fā)，后來又搭乘了汽車，終于在當天晚上就趕到了昆明，參加了保衛(wèi)戰(zhàn)。18日上午，保安5團先遣營奉命增援巫家壩飛機場。此時，正遇到保安第6團在中央軍的猛烈攻擊下敗退下來，情況十分危急，馬榮凱立即率先遣營投入戰(zhàn)斗。戰(zhàn)勢剛有轉機，不料又遇到敵機的猛烈轟炸，埋伏在山坡上墓地中的300多中央軍，又乘勢向馬榮凱的部隊包圍過來，馬榮凱與副團長楊道顯率全營士兵拼死堅守。下午3點，保安5團的迫擊炮連趕到，向敵軍猛烈炮轟，終于打退了這股企圖占領機場的中央軍。馬榮凱和5團先遣營都受到了盧漢的嘉獎。19日，中央軍第8軍又從金殿、崗頭村向起義部隊所在的北校場新營房一帶進攻。馬榮凱又率領三個連的兵力與之激戰(zhàn)并將來犯的敵軍打退。當晚，敵軍又進攻昆明東郊席子營一帶，5團先遣營又奉命增援并再次打退了敵軍的進攻。
昆明保衛(wèi)戰(zhàn)結束后，馬榮凱所屬74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兵團暫編十二軍，馬榮凱任三十七師副師長。后部隊奉命與“邊縱”部隊一起行動，到滇南追殲國民黨第8軍、第26軍余部。1950年4月云南軍區(qū)派軍事代表到起義部隊進行改造教育，10月，暫編12軍與14軍合編。1950年，馬榮凱入西南軍政大學云南高級研究班學習，1951年到云南軍區(qū)司令部任參議及軍事教員，1955年轉業(yè)到昆明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3月得到改正。1985年12月20日，馬榮凱病逝，享年70歲。馬榮凱有五子、三女。
在文章快要結束時，我覺得應該順便說明一下，與馬家大院密切相關的馬氏后人，并非都是一些與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一樣尚武輕文的軍人。時勢造英雄，時代需要軍人，馬家一門便出了四位將軍；時代需要其他人才，馬家一門也出了許多其他人才，如馬鉁的幼子馬榮柱是學者，馬榮凱的女兒馬世雯是教授，馬榮林的女兒馬世云是美國政壇明星。馬氏家族中還有兩位與馬家大院關系不大的名人馬鏻和馬曜。
馬鏻（1900～1955），字健甫，乃馬金圻的二兒子，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任陸軍12師少將參謀長。
馬曜（1911～2006），字幼初。其父馬秉升為前清秀才，民國年間擔任過縣長等職，與馬鉁的父親馬金墀（原名馬秉亁）是堂兄弟。民國二十年（1931年），馬曜畢業(yè)于省立第二師范學校，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經濟系。國學名家錢基博先生是他最尊崇的老師之一，而錢基博先生也很看重馬曜的詩才。就在剛進上海光華大學的這一年，馬曜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馬曜到西南聯(lián)大進修文史一年，師事陳寅恪、羅庸、劉文典、魏建功、陳夢家等名師。1946年，馬曜當選云南省參議會參議，與楊青田、唐用九組成“統(tǒng)戰(zhàn)小組”，積極從事反蔣的統(tǒng)戰(zhàn)活動。1947年，馬曜被聘為云南大學文史系講師兼昆明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1950年，馬曜參與組建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并擔任該委員會的副秘書長。1951年，參與創(chuàng)辦云南民族學院，擔任副教育長。1953年，在階級斗爭的宣傳逐漸趨向絕對化的時候，馬曜率領工作組深入云南少數民族地區(qū)考察，發(fā)現(xiàn)景頗、傈僳等民族生產力欠發(fā)達，階級分化不明顯，大膽地向省委提出建議：在八個少數民族地區(qū)繞過階級斗爭，不劃成分，實行“直接過渡”的特殊政策。省委領導采納了他的建議，穩(wěn)定了邊界形勢，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的跨越式發(fā)展。1959年，馬曜出任中緬勘界辦公室副主任，親率勘察隊跋涉于2000多公里長的邊界線上，在極艱苦、極危險的條件下，完成了中緬勘界工作。1972年，馬曜任云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創(chuàng)辦云南大學學報《思想戰(zhàn)線》并擔任主編。1979年，馬曜重返云南民族學院出任院長，把一個民族干部培訓學校改造成綜合性的本科大學。1980年，任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委員。這一年，中國民族學會成立，當選副會長。1981年，創(chuàng)辦西南民族學會，任會長；創(chuàng)辦《民族學報》，任主編。1987年，任云南省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顧問、云南省社科院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學會主席團成員。1996年，馬曜受聘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學術顧問。
馬曜是云南當代杰出的學者、教育家、詩人和社會活動家。
作為杰出的學者，馬曜的主要著作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主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云南簡史》（主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族簡史》（通纂）、《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與繆鸞和合著）、《馬曜學術論著自選集》等。其中《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是馬曜的學術代表作。這部著作最讓學術界稱道之處，在于方法的創(chuàng)新和觀點的突破。該著作采用現(xiàn)代民族學資料證古史的方法。這種方法被認為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發(fā)展，學術界稱為“三重證據法”。在歷史研究中，比較方法雖然早已被史學家廣泛使用，但大多數學者只著眼于中外比較，或進行中國古史的橫向比較，該著作卻獨辟蹊徑，把幾千年前曾經存在而如今早已消亡的西周井田制與現(xiàn)代西雙版納封建領主統(tǒng)治下的份地制進行科學比較，進而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我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作出了答案。井田制是見之于先秦文獻的一種土地制度，它是否在西周社會中真正存在，史學界并無定論。有人認為它是孟子理想化的制度，實際上并不存在。該著作用西雙版納份地制的事實材料和先秦文獻描述的井田制進行比較，認為二者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從而得出井田制確實存在于西周的結論。這也就為西周封建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事實依據。這種用“三重證據法”解決問題的方法比僅從有限制的文獻資料出發(fā)而各執(zhí)己見地爭論更有說服力。它破解了井田制問題和中國古史分期兩個長期爭論而無定論的問題。因此，著名歷史學家楊向奎認為此書使西周封建論“可為定論”。該著作在解決上述兩個重大問題的同時，還對郭沫若、李亞農等權威史學家的某些觀點進行探究，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
馬曜是一位從事過小學、中學和大學教學的教師，長期的教學實踐和在學校從事的領導工作，使馬曜成為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特別是在1972年重返教育界，他先在云南大學任教，此后又調云南民族學院先后擔任院長和名譽院長。馬曜在擔任民族學院院長的幾年內，抓住機遇，把一所培訓民族干部的學校改造成為一所培養(yǎng)本科學生的綜合性大學。為辦好云南民族學院，馬曜常說：“我當院長，就喜歡用那些強于我、超過我的人”。馬曜效法曹操的《求賢令》，說曹操的霸業(yè)之所以能超過孫權、劉備，與他用人中之強者大有關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撥亂反正期間，馬曜院長從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中以及其他單位物色人才，在短短的三年內，就網羅到了120多位學有專長的人才，使這些被埋沒多年的人才成為民院各學科的帶頭人。這樣，便大大增強了民族學院的師資力量，促進了民族學院的快速發(fā)展。馬曜在增強教師隊伍建設的同時，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也十分關懷，有許多來自貧困山區(qū)的少數民族學生，因受到馬院長的幫助和勉勵而順利完成學業(yè)并在各領域取得了成就。由于馬曜是中國當代知名的教育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教育家傳》第七卷，便收入了馬曜的傳記，而該叢書立傳的云南教育家僅有兩人。
馬曜受父親馬秉升的影響，“受化于先君，十四學為詩”。他的舊體詩曾受到劉文典、羅庸、季羨林等名師的贊賞。他們稱馬曜的詩“品高學粹”、“造詣精湛，深入化境”、“緣情感物，芳烈動人”、“仿佛當年老風聲”。云南當代著名學者王運生對馬曜的舊體詩更是十分推崇，他在《馬曜先生的詩歌藝術》一文里說：“馬曜先生是真正的詩人，所以，耳聞目見，心之所想，都迴非尋常，而是勝意迭出。小到比喻，如‘平林攢似櫛，冷月凍如丸’（《夜起》）、‘江湖縈帶如蝤蠐’（《遠望》）、‘危芳墮惶汗’（《雨過》）等等，都可以看到作者用心之深，用意之新。即使是對偶這樣的玩意兒，人或以為苦，馬曜先生卻信手拈來，無不成趣?！γХ搴?，身高萬木扶’（《軒轅閣紀游》之二）、‘渡雁傳哀角，沈鴉起暮鐘（軒轅閣紀游》之三）’、‘宿霧勞迎送，高峰與頡頏’（《合江新晴》）、‘花豈留春?。刻烊鐬槲掖妗ā杜冀洹罚┑鹊?，全是極盡新巧，卻不顯得費力?！瘪R曜的詩作很多，1948年出版的《茈湖精舍詩初集》，收入他的舊體詩261首，由著名學者、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題簽，國學大師羅庸、錢基博、王燦、劉文典、徐嘉瑞等作序。該詩集1992年再次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注釋本。
馬曜的父親馬秉升在一首自壽詩中提出：“兒曹立志須關國，休向前途問屈伸”。馬秉升關心國家大事，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思想對馬曜也影響很大。馬曜在青年時代就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和民主運動，在斗爭中成為社會知名人士和社會活動家。1945年，當選云南省參議會參議。在“一二·一”運動和盧漢云南起義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建立以后，他以知名學者和共產黨員的身份成為國家政治機構的成員，或親自進行政治運作，或多次就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問題建言獻策，被黨政部門采納。
參考書籍和文章
《云南洱源白族馬氏文史資料匯編》
馬世雯：《一門四將均出自“云南陸軍講武堂”》
二樓的走馬轉角廊
馬氏宗祠畫像：馬汝誠、馬金墀、馬鍊、馬曜（世紀學人）
馬氏宗祠畫像：從畫中由右至左：馬鉁（民國陸軍中將，昆明市第一任市長）、馬瑛（陸軍中將，第一方面軍參謀長）、馬崟陸軍少將，孫中山大元帥府侍衛(wèi)長）、馬鏻（陸軍少將，十二師參謀長）
兄弟四人均系將級軍官，故有“一門四將，三迤一家”之稱。
馬鉁的孫女馬世云現(xiàn)為美國加州華裔政治物任加州眾議院執(zhí)行議長。
馬鉁（1886年－1963年），字少坡，白族。中華民國陸軍中將，出生于云南洱源縣城北鄉(xiāng)大果村的馬氏家族，馬金墀之長子。馬家大院主人，主戶。
民國時馬鉁收藏的一方也許是田黃石雕刻成的獅扭印
印身刻：滇西馬氏鑒定收藏之章
右下角紅印文：馬門鉁氏鑒藏
馬曜(1911年~2006年），曾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合大學，現(xiàn)代教育家、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和詩人。一生著作頗豐，代表作主要有：《云南古代史》、《白族簡史》（通纂）、《白族異源同流說》、《孔子評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主編）、《云南簡史》（主編）、《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主編）、《茈湖精舍詩注》、《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與繆鶯和合著）等，部分論文集結為《馬曜學術論著自選集》等。2006年2月6日逝世，享年94歲。
“馬曜教授”與侄子馬榮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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