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雜志主編周明全
周明全
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沾益。中國作協(xié)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特約研究員?，F任《大家》雜志主編。在《文藝爭鳴》《小說評論》《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當代文壇》等發(fā)表文學評論文章多篇。著有《隱藏的鋒芒》《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70后批評家的聲音》《中國小說的文與脈》《八個會議 一個時代》等；與陳思和共同主編《80后批評家文叢》《70后批評家文叢》，主編《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等。曾獲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文學報·新批評》2015年度優(yōu)秀評論新人獎特別獎，2020年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批評家等。
周明全是交500元罰款超生出來的，母親因此“要挾”他，必須考上大學，不然當農民都沒有地種。最終，他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位評論家，他覺得相對于學院派而言，自己只是野狐禪，站在寺院外呆呆地看著武僧們練功，偷學了點雞毛蒜皮的招式。這當然是他的謙虛，這位80后評論家早已經是名滿江湖的了。周明全還是一位主編，如果告訴你他主編的這家雜志叫《大家》，肯定能喚起許多作家們的激情回憶。當年的《大家》以高稿費、王蒙等名家的主持、獎金為10萬元的文學獎，吸引了像莫言、遲子建、池莉等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大家》走向了低谷。但是，周明全接任以后，借著集團的資源優(yōu)勢，正一點點擦去上邊蒙著的灰塵，力爭露出昔日的光彩，其中包括即將恢復的《大家》文學獎。周明全說，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成長方式，每代人也有每代人的審美，不要太苛求，讓他們自由地寫，他們終將寫出這個時代的愛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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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學的“出生地”是我的母親。
青年報：明全兄，你有沒有起一個筆名的想法？我百度了一下你的名字，首先跳出來的兩個人都是大學教授，我忽然覺得也許“周明全”三個字，命中注定就是搞學術的料，你怎么看待名字對人的影響？
周明全：上大學時，寫詩，給自己取了個筆名“浪子無塵”，有時也署“無塵”，后來在《云南信息報》開設隨筆專欄，也用這個筆名。2012年開始轉向文學批評后，就再也沒有使用過筆名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已經成年了，不需要偽裝自己了，筆名在我看來主要是偽裝自己的一種手段吧。
其實，按我年少時的正常發(fā)展，估計會成為二流子、街頭小混混，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搞學術。我少年時代的老師在書店看到我的書，驚得站在書架前就打電話問我，當我肯定地回答是我的書時，電話那頭只剩“哦、哦、哦”的聲音了。我猜，老師肯定想，這家伙本應在高墻內反思人生，咋自由灑脫地游走在人間，還寫起了書呢？喝酒吃肉，快意江湖，是我年少的追求，怎奈有個嚴母，苦口婆心，甚至是苦苦相逼，硬是把一個浪子困在學校，逼進高校。
我本人并不信命，更不相信名字取好了就能飛黃騰達，取不好就會倒霉。我1980年農歷十月二十九日出生，當時已經開始搞計劃生育，我屬于超生，被罰款500多元（打電話問母親，年代久遠，具體金額她也記不清了）。1981年分田地，因為我超生，沒分到田地，我們老家叫超生的人為“黑人”。當年我媽逼我讀書，就是拿我沒有分到田地，留在老家種地都沒份這個要挾我的。我被罰款，又是“明”字輩，當時我爹媽給我取的名字是“周明錢”，但登記的干部可能隨便一寫，就變成了“周明全”。所以說，至少在我出生那一時期，名字在農村人眼中，是很隨意的。我年少時一個小伙伴，一個走村串鄉(xiāng)的算命先生說他名字不好，要把名字改了，才能吃上“國家糧”，他爹媽很信，就把他名字改了，但沒過兩年，他卻溺亡了。所以，我只相信個人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的處境，這也是我這么多年愿意努力面對生活，面對文學的信念所在。
青年報：你出生在云南沾益，我們一點不了解這個地方，查了一下才發(fā)現屬于曲靖市的一個區(qū)縣。你幫我們介紹一下你的家鄉(xiāng)吧。
周明全：故鄉(xiāng)，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地理概念。我年少時最大的愿望就是離開困住祖祖輩輩手腳和夢想的那塊貧瘠之地。我到過很多地方，但我的家鄉(xiāng)沾益，十多個鄉(xiāng)鎮(zhèn)（街道），三分之二我都沒去過。其實，我和外地人一樣不了解我的家鄉(xiāng)。
但我家鄉(xiāng)這些年發(fā)展得很好，它是珠江的發(fā)源地，號稱珠江源頭第一縣；有被吃貨們贊譽為“天下第一雞”的辣子雞；對煙民來說，沾益更應該是一個被朝拜的圣地，沾益全境都在種植煙葉，而且沾益煙葉的質量是相當高的，很多高檔煙的煙葉來自沾益。我生活的小山村叫色格，背靠大山，門前是一條小河，也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了。村民主要靠種植煙葉為生，但這些年，大量村民外出打工，小時候村莊熱鬧的景象已經不再。
青年報：你在那里生活了多久？你最終成為一個作家，這片土地給你帶來過什么影響？
周明全：我22歲才磕磕絆絆混進大學的門，但上學時每年寒暑假都在老家度過，真正意義上的離開，是工作后。我和故鄉(xiāng)糾纏了25年，父母在世時可能還將一直糾纏下去。
很多作家成名后，都在言說故鄉(xiāng)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影響，我也相信，故鄉(xiāng)或許是一個作家最初的寫作素材庫和靈感之地。但對我來說，故鄉(xiāng)本身并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記憶，可能自懂事起就一直想逃離故鄉(xiāng)，眼睛一直看著大山外的世界，而忽視了大山本身吧。我的父母和其他親人現在還生活在農村，我每年數次回鄉(xiāng)看望父母。因為父母在，在心理上，其實一直沒有離開過故鄉(xiāng)。
陳倉兄家也在陜西農村，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家鄉(xiāng)。但在我看來，今天的鄉(xiāng)村世界，并非我們很多作家筆下所描述的那般美好。若說文學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出生地”，那么，我文學的“出生地”是我的母親，她很小就在縣城幫哥哥家領娃，后來又莫名其妙地回到老家，下嫁給父母雙亡的父親。一個見過世面，卻不得不又返回鄉(xiāng)間的女子，內心的不甘也許無人能懂。“不甘”，要么鼓勵人前行，要么就變成折磨人心智的利器。我懂母親，所以我們三兄妹，我和母親的感情最深。母親苦難、辛酸，也堅韌的一生，對我影響深遠。
青年報：這是一個大移民時代，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離開故鄉(xiāng)，你離開那塊土地的方式是什么？沾益離昆明不是太遠，一百六十公里的樣子，你有沒有離鄉(xiāng)別土的那種漂泊感？
周明全：我通過上學的方式離開故鄉(xiāng)，外因是父母的苦苦相逼，內因是我自小懶惰，不愿意干農活。我想，我即便不上大學，也會以其他方式離開故鄉(xiāng)，這可能是宿命。
我覺得人生就是在親情和愛情兩端行走，一端是愛情，一端是親情。在現實中，父母在，根就在，漂泊感自然就不存在。但精神上，我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擺脫漂泊感。在昆明，我早已過上了所謂有房有車的舒適生活。然而，那種對生命的無根之感依然時刻侵蝕著我?？赡?，漂泊感是現代都市人無法擺脫的一種精神疾病吧。
青年報：我看你的介紹里，“繪畫專業(yè)，文字職業(yè)”，你在學校是學畫畫的吧，那為什么把寫作作為職業(yè)了呢？你覺得你的專業(yè)、職業(yè)和事業(yè)這三者的關系是什么？
周明全：高中期間，看見省城里來的畫家，留著飄逸長發(fā)，呼朋招友喝大酒，于是迷上繪畫，學了兩年，但在專業(yè)課考試前一夜，一群年輕人在街邊燒烤攤拼酒放縱，結果專業(yè)考試出了差錯，羞愧中干脆直接放棄當年的高考。在望子成龍的母親逼迫下，狼狽地進了高考補習班。天意弄人，當年高考專業(yè)分、文化分遠遠超出本科線的我未被本科院校錄取，卻落到一所很差勁的州市地方院校，巨大的失落幾乎將我摧毀。大學期間，我覺得日復一日單調無味的基礎課程已經無法排遣我內心的失望和孤獨，遂轉入寫詩、寫小說，肆無忌憚地發(fā)泄著自己青春期的躁動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緒。畢業(yè)后，我一直在報社、出版社、雜志社工作，幾乎都和文字打交道，所以才生出“繪畫專業(yè)，文字職業(yè)”的感慨。
在今天的時代，專業(yè)、職業(yè)和事業(yè)是很難統(tǒng)一的，專業(yè)是自己上學時苦讀苦學的準備謀生的手段，職業(yè)是保證我們能把肉身安放在這個世界所必需的吃飯的東西，事業(yè)卻是一個內心最真實的追求。三者很難統(tǒng)一。
青年報：你還記得你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什么嗎？回過頭來看看，你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是怎么評價那個時期的作品的？
周明全：我第一次公開發(fā)表文章是在大二時，寫的是一首詩歌——《瀾滄江——一個兒子的思考》，發(fā)在《大理學院報》。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其實在文學上，甚至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都缺乏正確的引導，若當時有人引導，我可能會成為校園詩人、校園作家，走上和現在完全不一樣的人生道路。
有次編選稿件，無意中打開一個文件夾，就開始讀起來，邊讀邊拍大腿，心里暗罵道，這廝寫得不錯啊，待看到最后才發(fā)現，原來是自己的詩?？赡苁窃缒隂]有受過什么訓練，完全是瞎寫，現在讀來反而能感受到自己當年鮮活的靈魂。
周明全（左）與《大家》封面人物、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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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審美。
青年報：在你第一本評論集《隱藏的鋒芒》里，有王干老師的一個序，說大家對80后作家曾經寄予厚望，但是很快發(fā)現他們還沒有亮出鋒芒呢，就已經衰老了。你怎么評價這句話？
周明全：我記得80后成長時，上輩人批評我們是溫室的花朵，90后、00后的成長，也面臨著各樣的指責，可能是前輩對后輩的期望過高吧。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成長方式，每代人也肯定有每代人所面對的現實問題，每代人也有每代人的審美，不要太苛求，讓他們自由地寫，他們終將寫出這個時代的愛與痛。
莫言、余華、蘇童他們這代作家，在三十多歲時就寫出了成名作，奠定了他們在文壇的地位。首先是因為他們文學功底扎實，確實寫得好，但我們也不可忽視，他們這代作家創(chuàng)作時，我們國家因為種種原因，創(chuàng)作水平一直是很低迷的，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沙漠區(qū)，即便長出幾株小草，都會被無限放大。今天的80后作家的創(chuàng)作處境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即便已經長成大樹，也還是會被忽視的。
青年報：大家總是以代際關系來劃分作家，50后、60后的作家大家林立，70后也已經出現了代表性作家，90后、00后作家好像來勢洶洶。作為80后的評論家，你覺得80后作家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嗎？這一代現在或者未來需要靠什么站上文學史的高位？
周明全：50后、60后的作家，主要是在體制的力量下，在傳統(tǒng)紙媒的推動下，通過發(fā)表、評獎等諸多手段，來強化和推介。能享受到這種力量的作家，畢竟是少數，所以我們的文學逐步形成了現今這樣的，由莫言、余華、劉震云、賈平凹、蘇童、格非、王安憶等為數不多的“大樹”支撐著的文學生態(tài)。應該說，在80后年輕作家的寫作中，盡管還看不到文學的“大樹”，但卻形成了一片茂密的文學森林。作為同代人，我相信，任何時候，都是他們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代。至于他們將來會站在什么樣的高位，這個，還不好判斷，但比如我熟識的劉汀、林森、王威廉、陳崇正、馬金蓮、向迅、丁小龍、李晁等一批80后作家，我是相信他們一定能寫出不俗的作品的。
青年報：這篇序的題目是《接地氣與藝術味》。現在很多評論都很枯燥，無法貼近讀者，沒有多少文學性，讀者看不下去，作家覺得無用。你認為評論和可讀性、文學性之間有沒有一個結合點？
周明全：好的文學評論一定是可讀性和文學性相融的。俗話說，良藥苦口利于病，但我們會發(fā)現，現在的良藥也不苦啊。我們讀陳平原、陳思和的理論文章，并沒有覺得隔閡，李敬澤、謝有順、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的評論文章，完全可以當美文看的，但又不失理論深度，年輕一代中劉大先、張莉、黃德海、張定浩也做到了兩者的完美統(tǒng)一?？勺x性和文學性的結合點，我自己認為首先是要有才氣，要能廣讀天下書，又能輕松地跳出書本。第二是要有能將深奧的理論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能力。很多學者寫文章，這個說，那個講，文獻功夫做得很足，但整篇文章，這個也說了，那個也說了，唯獨沒有自己說。引文與引文間必要的過渡也生硬。沒有可讀性的文字，文學性被拉低，而且在今天的時代，可能很難被接受和傳播。
青年報：你的這一觀點，在你另一本書《中國小說的文與脈》的序言中，再一次得到了詮釋，你認為現在的評論是“評”在場“心”不在場，你能說說這個“心”到底指什么？
周明全：真實的閱讀感受。我們很多批評家，不敢表達自己真實的閱讀感受，或者自己真實的閱讀感受受制于所學的文學理論，被各種理論、前見、既有的框架束縛了手腳。
青年報：我們再延伸一下，現在有名的評論家多為學院派，你是少數的例外，你覺得你與學院派的差別是什么？
周明全：我和學院派的差距很大的，所以，我常說，我是批評界的野狐禪嘛。用個比較恰當的比喻，學院派就如從小在少林寺習武的武僧，從內力、招式上，都是寒來暑往長期訓練的。而如我這種野狐禪，頂多就是上山打柴，站在寺院外呆呆地看著武僧們練功，偷學了點雞毛蒜皮的招式，就赤膊上陣的。招式不標準，內力為零。
很多人嘲諷學院派死板，只是為學術體制而生的，但在熟蛋返生、唯物主義推翻相對論這樣大量偽科學、偽理論盛行的時候，學院的堅守還是有必要的。但搞笑的是，這些人，大多又是高校教授。
青年報：你開始是寫散文出道的，好多評論家現在開始寫小說了，包括王堯、張檸、吳亮等，你有沒有想過小說的寫作？評論家理論深厚，會不會更有利于小說創(chuàng)作？
周明全：我剛才說過，我上大學時瘋狂地寫詩，也寫了不少生澀的小說。當時和曲靖籍校友李銘在學校油印小冊子時，作家趙敏寫了個序，他說：“周明全一只腳已經跨進了小說之門。”可惜，各種因緣，另一只腳始終沒跨進去，更遺憾的是，跨進去的那只，也縮了回來。
我們現在常說，寫作不為發(fā)表，不求名利。說這話的人分兩種：一種是已經名利雙收的人，一種是再怎么奮斗都不能有名利的人。年輕的寫作者需要鼓勵。當時，我在大理，沒有遇到能在寫作上給我引導的人，更無法發(fā)表自己的小說，也就放棄了。其實這和初戀一樣，既然牽了手，卻無法繼續(xù)，那就留作念想吧。我無法想象，我現在和初戀女友見面，還能干點啥？我想，多半是啥也不會干，或者不敢干了吧。
我不認為優(yōu)秀的批評家能寫好小說，當然，你說的這幾位除外，他們寫得好。寫小說和搞理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一般的人，能干好一件事就不得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只是中等智商，甚至智商偏下的普通人。
青年報：你在這本書里，盡力在告訴大家“什么是好的中國小說”。你能通俗地告訴我們，好小說應該具備哪些元素？有沒有永遠不變的標準？你認為最近幾年，中國的好小說有哪些？
周明全：我始終認為，好小說一定是有好的故事、讓人難忘的人物形象、優(yōu)美有力的語言表達，同時具有歷史感、經典性、詩性美、拙樸美、渾然美。這八點，我以為是好的寫作者，好的作品，應該具備的文學狀態(tài)。具備前三者，一般來說已相當不錯的了，能從第三跳到四和五，可以稱其為優(yōu)秀小說，能達到六、七的層面，已然是當代最優(yōu)秀的小說了。而后三個層面，我以為，正是我們人類首先從美學意識上建立起通往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橋梁。在當今日益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面前，這后三者無論達到達不到，我想都應該成為一個優(yōu)秀作家、文學家的精神自覺。先不要講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無論如何，文學應該向著這八個維度邁進，使小說的文學性增加，這比什么主義都更實實在在。其實，好的不少，近幾年王安憶、金宇澄、格非、蘇童都有非常好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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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要有自己心靈的事業(yè)。
青年報：你還有一個身份是《大家》雜志的主編。你是什么時候進入《大家》的？這些年來，最大的變化是什么？有沒有一直不變的東西？
周明全：我自2010年底調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當時《大家》還只是出版社的一個編輯部，2016年11月調入已升格為獨立法人的《大家》雜志至今。當時我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做辦公室主任，到處竄，也不記得什么時候第一次去《大家》編輯部，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以一個文學朝拜者的心態(tài)去的。這些年《大家》在逐步恢復中，我相信在云南出版集團的支持下，《大家》重振當年雄風還是指日可待的。變得太多，不變的是對文學本身的尊重，對作者、讀者的尊重，以及一直努力辦好《大家》的文學情懷。
青年報：《大家》1994年創(chuàng)刊，很快成為上世紀90年代文學轉型期最具影響力的雜志之一。1996年至2008年，連續(xù)四次進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錄，據說在魯迅文學獎的評選中，當時僅有《大家》《收獲》兩次獲獎。你分析一下，當時火爆起來的內在與外在因素是什么？后來逐步暗淡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周明全：《大家》雜志創(chuàng)刊后，能迅速打開局面，主要是在國內率先提高了稿費，當時國內文學期刊的稿費平均為三四十元一千字，《大家》一創(chuàng)刊就將稿費提高到千字百元，在當時是國內稿費最高的刊物。同時邀請國內一線名家主持刊物，王蒙主持長篇，劉恒主持中篇，蘇童主持短篇，汪曾祺主持散文，王干主持評論。高稿酬加名人效應，《大家》雜志迅速掌握了國內一線作家、批評家資源，成就了《大家》創(chuàng)刊后十多年的輝煌。后來逐漸暗淡，主要是出版體制改革的大環(huán)境，出版變成了自負盈虧的企業(yè)，文學必須為生存讓道；加之作為企業(yè)辦刊，一直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及多年來，主編更換頻繁、編輯隊伍人進人出，沒有形成很好的發(fā)展機制等多種因素導致的吧。
青年報：我們印象很深的是，《大家》創(chuàng)立了一個“紅河文學獎”，獎金是10萬元，第一屆獲獎的是莫言，第二屆把頒獎典禮放在了人民大會堂。你們有沒有條件恢復這項文學獎？你當主編以后，前輩們留下來的東西，哪些被繼承了下來？哪些是你發(fā)展演變出來的？
周明全：正在準備籌辦《大家》文學獎，順利的話，今年會啟動。每篇作品配發(fā)作者整版照片，重視理論版，都是前輩們當年留下的，我們現在依然繼承著。此前《大家》的封面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來后，調整為中國作家，甚至是青年作家。
我重點加重了對青年作家的關注，2017年開設“新青年”欄目，每期刊發(fā)一位70后、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和創(chuàng)作談，同時邀請同代批評家撰寫批評文章。后來，我思路上有所改變，這幾年青年作家被關注太多，導致部分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名不副實，我們雖然保留欄目，但創(chuàng)作談和同代批評家的評論取消了。另外，所謂的“新”，不能以年齡來判斷，有些很年輕的作家可能早老氣橫秋了，而有些年長的作家的寫作卻很新銳。以后，我們將依托出版集團的出版資源，在《大家》上發(fā)表的作品，結集或推出優(yōu)秀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我自己所在的融媒體公司，有非常好的宣傳資源，今后將形成雜志刊發(fā)，出版社出版，再利用自身宣傳平臺包裝宣傳的“一條龍”推介。
青年報：對于著名作家、成熟作家和文學新人，你們選擇稿件的時候最看重的是什么？有沒有什么永恒不變的標準？
周明全：《大家》給人留下先鋒雜志的印象，雜志辦刊時間長了，肯定會在某方面突出些，這很正常。但絕不能標簽化。我們選稿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寫得好與不好，而非先鋒不先鋒。這也是我個人認為永恒的標準。
青年報：《大家》當年有過一段風波，發(fā)生一號多刊問題，辦了一個“理論版”，然后收取版面費，受到停刊整頓后，雜志的元氣大傷。現在回過頭想想，這是雜志生存下去的一種無奈的手段。如今文學更加不景氣了，《大家》現在還是自負盈虧嗎？另外，目前，國家對文化的扶持力度越來越大，《大家》的情況如何？
周明全：2009年出版轉企改制，各項機制體制都在探索和摸索中，所以當年《大家》辦理論版，如兄所言，是無奈之舉?！洞蠹摇肥窃颇铣霭婕瘓F主管的刊物，集團領導一直很重視《大家》品牌的建設，在辦刊經費上一直都很支持。目前是集團每年定向撥付給《大家》辦刊經費100萬元，這個錢主要是稿費開支。我們的優(yōu)秀稿件，也開到了800~1000元每千字的稿費。每年6期，每年的稿費支出也在百萬元上下，稿費還是處于國內中間偏上水準的。
青年報：你的業(yè)余時間都是怎么打發(fā)的？你還有別的什么興趣愛好嗎？
周明全：中年男人，都很悲催吧。我現在基本上是每天早上起來送閨女上學，下午接閨女放學。回家做飯，陪閨女鍛煉。我經常和閨女開玩笑說，本來我應該成為一個學者的，但時間都被你擠占了，結果就變成一個油膩中年大叔了。也沒別的什么愛好，除了看書、寫作，就是偶爾和朋友喝酒。每周六早上去昆明一個叫潘家灣的舊貨市場淘書。
青年報：現在許多年輕人沉溺于新媒體里，你是怎么對待微信和抖音這些的？你覺得紙質的文學雜志會消失嗎？你有沒有思考過相應的應對之策？
周明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想，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傳播載體。微信和抖音這些新的傳播載體，若利用好，是有利于文學的傳播的。我一直覺得，純文學，應該向新媒體學習傳播方式，或者依靠新技術來傳播，使受眾面擴大。新媒介給文學插上了翅膀，讓文學飛了起來，擴大了文學的影響力，讓寫作者和讀者都受益其中。所以，我不認為新媒體的擴張和技術更新，會替代紙質媒體。新文學運動時，胡適他們就高呼文言已死，但一百年過去了，文言也沒完全死掉啊，今天依然在讀文言，還有人用文言寫作，雖然非常少，但文言也沒有完全消失嘛。
青年報：有人說，年輕人的碎片化閱讀和對無意義的熱衷，這對他們的個性產生了極大破壞，最突出的是，做事飄浮、急躁、沒有耐心。你對他們的建議是什么？
周明全：這是個求新、求快、求變的時代，讓人眼花繚亂的事太多，但作為年輕人，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追求點不變的東西，比如多讀點經典。同時，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時，還是要有自己心靈的事業(yè)。（本文來源：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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