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昆明大觀樓，就不得不提“海內外第一聯(lián)”以及布衣寒士孫髯翁。
是他，一掃俗唱，揮就驚世駭俗的180字長聯(lián)，讓昆明大觀樓名言天下，躋身“中國名樓”之列，更為云南、昆明文壇在全國爭取到了難得出彩的高光一刻。
孫髯翁之后，云南、昆明似乎再也沒有過這樣的機會。
時間到了民國，在全國出彩的，變成了以蔡鍔、唐繼堯、龍云、盧漢等為主要將領的滇軍。
由文而武，昆明文壇似乎應該更沉寂了。
然而，事情并不是這樣。
就在唐繼堯都督云南其間，就在昆明大觀樓，繼孫髯翁之后，一塊石碑，十個名人，又打造了一段昆明本土文壇佳話。
這就是昆明大觀樓鮮為人知的“十人碑”。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
民國八年（1919年），唐繼堯修葺大觀樓及公園券拱牌坊式大門，將孫鑄（字鐵舟）同治年間榜書“大觀樓”三字的石刻板，嵌于園門，并為孫鑄所書題寫了跋識，敘述了馬如龍請孫鑄楷書樓匾之經過。
如此盛事之后，云南的本地文人墨客自然要“選勝登臨”一番。
于是，這年的金秋，在昆明的十大文人同游大觀樓，每人留墨賦詩一首。
更絕的是，后人把這十大文人的詩作和墨寶，鐫刻在了一塊青石碑上，稱作“十人碑”。
十大文人，十首詩作，十篇墨寶合而為一，不知道，全國哪里還曾有過這樣獨特的創(chuàng)舉？
當然，孫髯翁憑一己之力就為大觀樓爭得了名頭，確實不是人數(shù)越多聲勢越大。
但這十大文人確實也堪稱牛人。
都有些什么牛人呢？
袁嘉谷，清光緒經濟特科頭名，云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
趙藩，清光緒舉人，做過云南省圖書館館長，工詩書，今天能看到的大觀樓長聯(lián)，就是他寫的；
陳榮昌，清光緒進士，歷任編修，做過貴州、山東的提學使，袁嘉谷評其書法“南之后,公一人而已”；
這三個應該是昆明文化人比較熟悉，至少應當聽過名號的。
其他的七人，雖然名聲不如前三位響亮，但也不是泛泛之輩：
陳鹍，曾任清光緒云貴總督岑毓英的幕僚，工詩善畫，詩工長慶體；
熊廷權，清進士,先后在四川多處任知縣,民國后參加護國運動；
廖道傳，光緒年間入京師大學堂，畢業(yè)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國任廣東高等師范校長,廣西督軍秘書、統(tǒng)稅局長,創(chuàng)辦嘉應大學；
由云龍，光緒舉人,留學日本,歷任永昌知府、省教育司長、代省長，通志館編纂；
陳度，清光緒進士,官吏部主事,普洱宏遠書院山長、云南外交司長，精書畫篆刻；
秦光玉，清舉人,赴日本案學務，歷任云圖書館館長,云南叢書編纂，教育廳長等職。
顧祝高，清光緒進士,授編修,留學日本。亥辛亥后任云南政法學校校長，云南省公署秘書，富滇銀行行長。
如何？
除了舉人、進士之類的出身之外，還是“海歸”，多數(shù)還有自己的一手絕活，更不用說是當時云南政壇的風云人物！
這十個人湊在一起已是難得；更難得的是，這十個人還以大觀樓金秋景色作詩并留書；
后人更是將這十個人風格迥異的詩作墨寶鐫刻在一塊碑刻上！
也許，這真的是繼孫髯翁長聯(lián)之后，昆明文壇最為稱道的一段佳話了。
最后揭秘：
如今這塊“十人碑”，就在大觀樓西側的“觀稼堂”內展示，墻上有完整清晰的拓片；而同樣在大觀樓西側的大觀樓文化碑廊內，也可見到部分詩作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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