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圓通山最高處螺峰閣的東南西三面，各有一座石牌坊。三座牌坊均為四柱三門形狀、大小也一樣，建造時間在1934年至1937年之間。
昆明保留下來石牌坊并不多，這三座牌坊不僅豐富了圓通山的碑亭景觀，其傳統(tǒng)的建筑形制，精美的石刻雕飾，都有著十分珍貴的文物價值。2002年三牌坊列為五華區(qū)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列為昆明市文物保護單位。
然而，這三座石牌坊留下的一些不解之謎，成為人們的興趣點。
迷一是為何只有東南西三座坊，北面為什么不建坊？
迷二是如此精美莊重的牌坊，為何出現(xiàn)了多處張冠李戴甚至是倒置的碑石，發(fā)生了什么事？
東牌坊旌表的是龍志楨（1890年—1935年）。龍志楨是龍云的胞妹，因未婚夫在械斗中被殺，她未婚先寡，終身不嫁，在家侍奉母親，民眾稱她為龍姑太。
龍志楨淑德賢良，熱心公益，創(chuàng)辦了昭通歷史上第一所幼兒園，創(chuàng)立志禎小學、炎山小學和簸箕灣小學，設立集市貿易，招募昭通、永善、巧家等地的農民開荒種地等。因“守貞、盡孝、興學、勸農”事跡被國民政府旌表。
東牌坊名為“貞孝慈祥”，然而，坊額的碑石卻貼反了，正面貼的是頌揚龍志楨的褒詞，而本應在正面的“貞孝慈祥”碑石卻貼到背面去了。
民國政府題頒的“貞孝慈祥”坊額安裝在中門的背面。
龍云為胞妹題字的坊額裝貼在側門上方。
三座石牌坊形式制式相同，紋飾神獸也基本一樣，牌坊式樣簡潔，雕刻圓潤精美。
南坊旌表的是李玉堂（1847年-1924年），李玉堂（號寶書）是大姚縣耿家屯人，在清同治年間立有戰(zhàn)功，逐漸升至總兵，記名加提督銜，賞戴花翎振勇巴圖魯名號。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zhàn)爆發(fā)，日寇襲擾沿海。李玉堂奉調于1895年二月抵江蘇，駐防海州，1897年回滇，不久又調貴州，授安義鎮(zhèn)總兵，光緒三十四年（1907年）六月二十八日奉諭旨補授貴州提督。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后，李玉堂帶著家眷回到大姚，后病逝于家中。
李玉堂還鄉(xiāng)后，曾大興土木，建造莊園、公館。在大姚縣城建有“大夫第”公館，占地30多畝，在昆明亦有別墅。同時，廣置田產達千余畝。
南坊正面坊額空無一字，光板一塊，人們戲稱無字坊。
南坊背面坊額的材質顏色與三坊全然不同，圖案也顯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從哪里撿來拼湊的。
石牌坊過去并未得到良好保護，甚至可能有惡意破環(huán)，牌坊的柱石雕刻有多處損毀，甚至有水泥包裹的情況，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之后，維修人員利用現(xiàn)代科技手段，將填蓋在牌坊文字上的堅硬的水泥剝離，恢復了部分文字的原形，文物價值得以提升。
西坊是“急公好義”坊，旌表的是王熾（1836-1903年），王熾在云南可謂名人，有“錢王”之稱譽，其在昆明老街的府邸被命名為錢王街，其“同慶豐”和“天順祥”票號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王熾多次為清政府支墊軍餉。光緒九年（1883年），法帝國主義進兵越南，清政府派提督鮑超會同云南巡撫岑毓英率兵援越抗法，由于耗費軍餉巨大，各處協(xié)餉一時之間不能周濟，王熾前后墊銀60余萬兩。后來，岑、鮑率軍回滇，因撤兵勇急需遣散費用，王熾又主動墊銀相助。因此，岑毓英題贈“急公好義”和“義重指囷”匾額以表彰其功，并保奏捐賜四品道員職銜，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誥封三代一品。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秦、晉兩省大旱，王熾捐銀2萬余兩賑恤，獲得朝廷圣旨旌表。
西坊的背面的坊額是“利薄梓桑”，西坊多處碑石都刻有王楫敬立字樣，王楫是王熾之孫，想必西坊應是王家后人捐資建造 。
“清授建威將軍貴州提督玉堂”明顯是南坊石刻，卻顛倒錯放在西坊之上。
“貴州提督玉堂李公紀勛坊”本應是南坊的，也錯貼在西坊，而且還帖倒了。
西坊側門倒置的坊額。
三座石牌坊分別旌表了忠、義、節(jié)三種道德，呈品字型坐落在圓通山的最高處，但為何北面沒有建造一座牌坊呢？忠義節(jié)孝是經常頌揚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不是應該還應立一座“孝”牌坊？，也有人分析，東坊旌表的龍志楨已包含了節(jié)孝兩種品德，所以無需再在北面立“孝”牌坊了。
再有，三座牌坊都存在碑石錯亂的現(xiàn)象，是何原因？戰(zhàn)亂還是粗心，就不得而知了。
暫無評論，快來評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