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豐碑
紅軍長征的關鍵一站
文/南天
1935年2月4日-14日,中國工農紅軍繼遵義會議確定了北上抗日的長征路線后,途經云南威信,在此扎營的10天中,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相繼在威信縣水田鎮(zhèn)花房子、石砍莊子上、縣城扎西，召開過三次重要會議，這三次會議統(tǒng)稱為“扎西會議”。
扎西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內連續(xù)召開的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凱豐等。會議討論紅軍戰(zhàn)略方針，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保存至今的有《遵義會議決議》、《決議大綱》、《中央書記處致項英轉中央分局電》、《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的指示》、《軍委關于我軍向川滇黔邊發(fā)展的指示》、《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為創(chuàng)造云貴川邊蘇區(qū)而斗爭》等。
扎西會議的歷史功績在于：一是決定由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主要責任，從而解決了遵義會議提出的組織領導問題，保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從實際上確立并鞏固了毛澤東在全軍的領導地位。二是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及決議大綱，第一次歷史性地、公正地總結和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三是確定中央紅軍新的戰(zhàn)略方針，決定改變原定渡江北進的行動計劃，回師黔北，取得出了重占遵義戰(zhàn)役的重大勝利，從此改變了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四是對全國各蘇區(qū)和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組織問題等作出了新的決定，如軍隊縮編、拋棄輜重等。
扎西會議以博古交權為標志，正式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現(xiàn)了全黨全軍乃至全國革命斗爭的歷史轉折，徹底改變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和命運，完善和鞏固了遵義會議的重要內容，從而寫下了黨史軍史上尤為光輝的一頁。
紅軍在扎西駐營的10天里，因繼續(xù)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贏得了扎西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不少優(yōu)秀的扎西兒女也由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在即將離開扎西時，周恩來毅然決定：把共產國際贈送的印刷機、宋慶齡贈送的X光機就地封存，以確保紅軍能輕裝出征……歷史不會忘記扎西革命老區(qū)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老紅軍、老將軍們更是惦念著扎西這一片讓他們得以休整、得以轉機的熱土。而紅軍在扎西駐營時形成的紀念地、標志物所承載的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至今仍鮮活地存在于扎西人民的心中。
(資料匯編)
1962年5月，毛澤東審閱郭沫若《喜讀毛主席(詞六首) 》中《婁山關》一詞注釋時，寫了一段文字：“1935年l月黨的遵義會議以后，紅軍第一次打婁山關，勝利了，企圖經過川南，渡江北上，進入川南，直取成都，擊滅劉湘，在川西建立根據地。但是事與愿違，遇到了川軍的重重阻力。紅軍由婁山關一直向西，經過古藺、古宋諸縣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地方，叫做‘雞鳴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軍隊的強大阻力，無法前進。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個會，立即決定循原路反攻遵義，出敵不意打回馬槍，這是當年2月?！蔽闹兄v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個會”指的便是扎西會議；而詩詞“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中的“而今邁步”指的也就是1935年2月14中央紅軍離開扎西之后回兵黔北之時。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旋即，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一渡赤水，原準備從四川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然后與紅四方面軍匯合；由于蔣介石調集數(shù)十萬兵力沿江封鎖、圍追堵截，黨中央當機立斷，毅然改變原定計劃，折入云南東北部的扎西（威信）地區(qū)集結。2月5-9日，在向扎西地域集結的行程中，中央政治局及軍委領導根據敵情變化連續(xù)在扎西境內之水田寨（花房子）、莊子上、扎西鎮(zhèn)召開三次會議——統(tǒng)稱“扎西會議”，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決定，使紅軍在新的黨中央領導下；完成了新的戰(zhàn)略轉移，由被動變主動，從挫折走向勝利。扎西會議因此被載入革命史冊；扎西鎮(zhèn)（威信縣城）因此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準為第一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1935年2月 4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從四川敘永進入云南威信（扎西），2月5日，軍委縱隊駐水田寨。水田寨位于云南省昭通專區(qū)東北隅，深入川黔之間，狀似雞嘴，素有“雞鳴三省”之稱。紅軍總部宿于水田寨西面 2 公里處的花房子、高坎一帶。當晚，中共中央在花房子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出席會議的有洛甫、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云。一、常委分工，決定以洛甫（張聞天）代替博古（秦邦憲）總負責，毛澤東參與負責軍事指揮；二、討論中區(qū)問題，對中央蘇區(qū)的戰(zhàn)略方針和組織領導問題作出決定。
1935年 2月 10日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題綱》明確記述：“由遵義出發(fā)到威信的行軍途中，常委分工，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庇终f“以澤東同志為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1972年6月10日，周恩來在中央一次工作會議上講話：“當時博古再繼續(xù)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薄懊飨彩亲屄甯ψ鲆蛔隹础Ｈ丝偸且獛偷穆?。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蓖?月5日又一次談話：“我們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換下來了，張聞天當總書記，我印象很深?！睏钌欣ピ凇秷猿终胬?，竭忠盡職》一文里寫道：“2月5日，到了“雞鳴三省”這個地方，常委決定聞天同志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這是在當時條件下黨的集體意志作出的選擇。他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保ㄒ?1985年 8月9日《人民日報》）
在花房子，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當時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都力推毛澤東接替博古。毛澤東畢竟看得深遠，鑒于種種原因（如共產國際），推舉了張聞天；事后證明，他們密切合作達八年之久。
博古準備交權時，凱豐一再對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博古沒有聽他的，還跟凱豐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把象征“權”的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劉英：《長征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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